2022年5月21日晚19：00，由重庆工商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主办，法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承办的重庆工商大学青年民俗学者网络讲坛（第五季·总第二十八讲）“口头诗学与中国史诗学研究”第六讲在腾讯会议平台成功举办。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编辑罗丹阳博士为我们作了题为“‘歌花’与‘歌骨’——苗族古歌传承的变异性与稳定性刍议”的讲座，贵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一级调研员杨俊老师与谈，我院孟令法副教授主持，校内外四十余名师生共同参与。
孟令法副教授首先对罗丹阳老师和杨俊老师的莅临表示热烈欢迎，并指出“歌花”与“歌骨”是我们认识苗族古歌的重要突破点，而罗丹阳老师和杨俊老师在苗族古歌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值得我们深入学习。进入讲座主题后，罗丹阳老师将本次讲座的内容分为“‘歌花’与‘歌骨’话题的 缘起（2004年至今）”“‘歌花’与‘歌骨’：口头传承的变与不变”及“一个反映民俗一个符合民俗学精神、以演述事件为中心的文本”三个部分。
罗丹阳老师首先给大家提出了关于苗族古歌研究的三点问题。其一，从现有苗族古歌的研究资料来看，以往学者们的研究更多是关注“苗族古歌”或“苗族史诗”文本，其它方面关注较少；其二，许多学者不重视周期性的田野作业，极少深入苗族民间，亲历演述事件并进行参与观察。通常是简单地沿用过往资料，这使他们的研究容易脱离苗族民间语境；其三，学者们多采取自上而下的角度去研究古歌，未从民间出发，不重视民间本土化观念，忽略了民众自己的经验、看法、见解等，导致学者话语体系和民众话语体系之间缺少对话的平台。鉴于此，罗丹阳老师从田野调查出发对苗族古歌的研究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以特定歌唱主体的活动为导向展开田野工作。罗丹阳老师指出，其研究是把重点落在苗族古歌的传承人上，通过连续开展的几次田野调查，尽可能深入到传承人的生活世界中去，倾听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生活、生产、演述等活动，采用“自观”和“他观”相结合的视角来对这一群体进行研究。通过深入苗族古歌传承人体系内部，展现传承过程，并把传承和婚姻亲属关系结合起来，以发现其中的差异。可以说，以亲属关系来划分传承体系，是所调查村组的常见现象，而村民对歌师演述水平的评价标准并不一样，因而古歌在不同传承圈的传承情况也存在不同。二是，以地方性概念和本土观念贯穿整个民族志写作。罗丹阳老师认为，我们看民俗学理论的眼光有所调整——试着变“从上往下”看转向“由下往上”看，即从民间出发，重视民间本土化观念，尊重民众自己的经验、看法、见解等，这样才会得出令人信服的阐释。例如，苗族古歌的歌师用“歌骨”（hsongd hxak）与“歌花”（bangx hxak）来总结传习规律，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角度，使我们进一步反思民间口承文学研究，引导我们步入一个新的轨道。
在“歌花”与“歌骨”的特征部分，罗丹阳老师讲道，苗族古歌具有变异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一方面苗族古歌的演述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了新内容，一方面也有很多内核保持着以前的诗句，正如一些优秀的古歌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能够成为各地学者比较研究的对象，则凸显于其稳定性。“歌骨”是变化很小的一个部分，是变中不变的因素。“歌花”是歌手们在演述古歌时，加入的新内容。比如，现在有疫情了，各种就会插入相关内容；再如现在到北京可以乘飞机，其内容也能予以加入。因此，“歌花”就是歌手再即兴演述时，自主创编的新元素，具有不稳定性，且会随着演出时间、场域和语境的变化而变化。
第三部分是关于“以演述为中心的文本”讨论。罗丹阳老师举例说，在搜集古歌文本时，每个研究者都希望收集一个完美的文本。这可能受到作家文学的影响，人们会认为一个好的文学作品，是有时间、地点、人物的，会有高潮，会有结局，会有很好的修辞，会有一条完整叙事线索，但在民间调查时，你发现实际传承中的古歌文本并不是这样的。因此，完整和完美的文本是不存在的。可以说，演述人的每一次演述都会出现不完美的地方，这可能来自传承人的身体问题、心理问题，或周边环境的变化等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人总是在变化，尤其是人的情绪。换言之，演述人是有七情六欲的，是有喜怒哀乐的。所以我们不能先入为主的说我想要什么，带着索取的心态去收集古歌文本。
罗丹阳老师讲道，一些苗族古歌文本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接近于完美的，但这并未完全尊重当时的演述语境。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些文本，却看不到对苗族古歌演述语境的记录。此外，阅读文本要考虑文本得以形成时的演述者、受众以及演唱场所等重要因素，而它们对我们理解文本得以生成的社会背景具有显著的参照价值。然而，过去的文本被我们搜集者和研究者重新改成画面，重新美化，而这更加接近我们所说的二次创作，但二次创作不是完全记录下来的“现实”演述。就此，罗丹阳老师认为，这些“格式化”文本很难确立背后真实的演述事件。因此，为了避免以上问题，在进行文本誊写迻译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苗族古歌的演述语境、演唱形式和曲调等重要因素，并将之有机地融入到演述文本之中，以此尽可能弥补过往文本信息的缺失。罗丹阳老师指出，其在研究苗族古歌演述人和演述传统时，即是以自己的实际田野观察为基础，制作了一个基于演述事件的、用“五个在场”要素可以检验的《瑟岗奈》文本，而这完全是基于自然语境中的古歌演述事件形成的。
在讲座尾声，罗丹阳老师基于《瑟岗奈》研究提出了两点启示：一是要抓住苗族古歌之“歌骨”和“歌花”间的内在联系，就是稳定性和变异性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对苗族古歌的研究不能脱离当时的演述语境；二是古歌的传承是存在于民间口头之中的，是特定族群的生活组成，所以要深入民间以亲身感受，即不要就文本而文本，把它作为一种僵化的形式，从而脱离其所传承的文化语境。换言之，要把古歌作为一种流动的、活的生活构成来研究。
在交流讨论环节，孟令法老师再次对罗丹阳老师莅临我院讲学表示诚挚感谢，他认为这场精彩讲座展现了苗族古歌研究的新思维和新角度，而做口头传统研究，需要在文本之外来进行，因为只有在田野做作业中，我们才能更好发现特定族群是如何认定其口头传统的。随后，贵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一级调研员杨俊老师与谈。杨俊老师首先对罗丹阳老师所讲内容表示赞赏，他指出这场讲座为我们提供了既往研究苗族古歌这类史诗演述传统以新的途径——演述人的日常生活以及特殊时日的节庆活动对史诗文本的形成都具有影响作用。结合罗丹阳老师所著《苗族古歌<瑟岗奈>传承研究》不难发现，深入苗族民间的田野研究，对我们理解和认识苗族古歌演述人，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社会关系提供了有力参照。由于时代之变迁，如今的苗族古歌演述人不仅出现严重的老龄化，且在数量上也极具下降，因而有效记录并阐释民间古歌传承人的生活状态，尤其是传习过程与形式，则是古歌传承不可多得的助力。就此而论，罗丹阳老师的讲座及相关成果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有听众提问到，原生态的苗族古歌演述是如何表现的。对此，罗丹阳老师讲到，和八九十年代苗族古歌演述万人空巷的场景不同，现在的苗族古歌演述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杨俊老师所言，苗族古歌不仅失去大批观众，就连演述人也处于高龄状态。其实，十余年前就已出现观众流失导致演述场域颇显冷清的状态。然而，如何在乡村都无法“挽留”古歌演述的当代社会提振古歌传承及演述活动，罗丹阳老师并不看好，因为乡村本身也在“城市化”，而除研究者之外的其他“四个在场”也已随之发生显著甚至持续性弱化。
总之，罗丹阳老师对苗族古歌的“歌花”和“歌骨”以及演述人的基本状况进行了详细阐述，为我们进一步理解苗族古歌的传承和演述方式提供了有力参考。于此，再次感谢罗丹阳老师和杨俊老师的精彩讲述和与谈，感谢参与本次讲座的校内外同仁的大力支持。
作者：彭能勇
